2000年6月9日，深圳。

康佳、TCL、創維、樂華、海信、廈華、熊貓、西湖——九大企業的掌門人破例坐到了一起。他們宣布成立“中國彩電企業峰會”，并在會上共同簽署了一份“最低限價”協議：21英寸普通彩電1050元，25英寸1700元，29英寸2600元，34英寸4200元。所有人承諾：全國各地市場的零售價不得低于此線，違者受罰。

這是中國家電行業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“價格聯盟”嘗試。

為什么要結盟

理解這次峰會，必須先理解當時的背景。

2000年前后，中國彩電行業正處于最慘烈的價格戰之中。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，國產彩電品牌為了爭奪市場份額，每年都有一到兩輪大規模降價。整個行業陷入了一個典型的囚徒困境：你不降，別人降，市場就是別人的；你降了，別人跟著降，利潤率歸零，大家一起死。

到2000年，這個困境已經走到盡頭。全國有近百家彩電品牌，年產能4000萬臺，而市場實際需求只有2000萬臺。供過于求整整一倍。與此同時，上游彩管、面板的價格并未同步下跌，企業的成本壓力與日俱增。

9家企業的邏輯是：如果能把價格穩住，大家都能喘口氣。限價不是為了漲價，而是為了阻止進一步的降價踩踏——在成本線上方保留一點利潤空間，讓行業活得更體面一些。

這個想法，今天看來依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。它的問題，不在于方向，而在于路徑。

聯盟很快瓦解

最低限價協議墨跡未干，市場已經給出了答案。

商家不配合。家電賣場是價格戰最活躍的戰場。限價協議出來后，各地商家普遍的態度是“不理會”——該降的照降，該送的照送。南京有商家在峰會期間不僅沒有漲價，反而在柜臺貼出“廠家通知提價至4300元，本店買斷價3780元”的告示，等于當眾打臉。

同行不加入。長虹和海爾——兩個產量最大的彩電企業——拒絕參加峰會。長虹總裁倪潤峰的判斷毫不客氣：價格聯盟脫離市場現實，一旦有人放水，聯盟就會崩潰。倪潤峰甚至放話：這次峰會“自己種下的惡果，自己去吃”。

消費者不認賬。消費者協會公開表態反對價格聯盟，認為這是“害怕競爭、限制競爭”的行為。消費者堅持“買漲不買落”的心理：你越說限價，消費者越覺得還有降價空間，越不肯出手。

政府不支持。國家計委價格司明確表態：這種價格聯盟違反1998年正式生效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》第十四條——經營者不得相互串通、操縱市場價格。南京物價局隨即啟動調查，峰會面臨法律追責。

到2000年下半年，價格聯盟事實上已經名存實亡。各家企業心照不宣地繼續降價，峰會淪為形式。到2001年，行業迎來新一輪更猛烈的價格戰，長虹率先發動，降幅超過30%。

九大企業的“限價聯盟”，只存活了不到3個月。

第一條反思：計劃經濟思維的慣性

回望2000年，這次價格聯盟的思維方式，有著深刻的時代烙印。

當市場出現問題——產能過剩、價格踩踏，這些企業的第一反應不是通過市場出清來解決，而是坐下來商量一個“統一價”。這背后的潛臺詞是：市場失靈了，需要有人來定個規矩。

這恰恰是計劃經濟思維的核心：遇到競爭無序，首先想到的是“管住”而非“放活”。

真正的市場競爭，在供過于求的環境下，價格下跌是正常反應，也是市場自我調節的機制——它會淘汰效率低下的企業，迫使存活者提升競爭力。而價格聯盟試圖阻斷這個機制，用行政式的“限價”來對抗市場規律，本質上是試圖用計劃經濟的手段解決市場經濟的問題。

更值得玩味的是：這些企業想通過聯盟來實現“行業自律”，卻沒有意識到，在買方市場里，真正能夠制定價格的，不是生產者，而是消費者。 當消費者不買單的時候，任何價格同盟都是空中樓閣。

第二條反思：價格聯盟不僅違法，也走不通

這次事件留給后世最重要的一條法律注腳是：中國第一部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》剛剛生效兩年，就迎來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公開挑戰。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》第十四條明確規定：經營者不得相互串通，操縱市場價格。九家企業的“最低限價”協議，在法律上沒有任何模糊地帶——它就是價格壟斷。

但“違法”只是問題的一個層面。更核心的問題是：它從邏輯上就是不可執行的。

原因在于：參加聯盟的企業，彼此之間是競爭對手，不是合作伙伴。每一個參與者都有強烈的動機，在暗地里突破限價，搶奪市場份額。當所有人都這樣想的時候，“聯盟”就變成了一個沒有人真正遵守的君子協定。

這便是經濟學上著名的“囚徒困境”：集體理性要求每個人克制，但個體理性驅使每個人背叛。在沒有有效外部約束的情況下，囚徒困境的解只有一個——聯盟必然瓦解。

事實上，價格聯盟在中國商業史上反復出現，卻從未成功。這說明的不是某一家企業的問題，而是中國市場經濟發育過程中，企業對競爭機制的普遍不適應。

第三條反思：價格戰對產業的傷害，至今未愈

這是最沉重的一條反思。

2000年的價格聯盟，本意是阻止價格戰。但它失敗了。此后，彩電行業的價格戰不僅沒有收斂，反而愈演愈烈——CRT時代打完了，2005年之后液晶電視時代重新打一遍，互聯網電視品牌入場后再打一遍。

這場持續二十多年的價格戰，種下了中國彩電行業最深的結構性創傷：整個行業陷入了“低價換份額”的路徑依賴，無法建立健康的利潤體系。

結果是什么？直到今天，中國彩電行業（盡管產量全球第一）的利潤率在全球主要市場中依然處于低位。國產品牌在高端市場（OLED、Mini LED等）的溢價能力，始終受制于品牌形象和核心技術積累的短板。

可以說，2000年那次失敗的價格聯盟，某種程度上加速了這個惡性循環：聯盟失敗后，企業放棄了對行業秩序的任何幻想，轉而更加激進地投入價格戰。價格戰贏了市場，輸了利潤；贏了份額，輸了未來。

反觀白電領域（空調、冰箱、洗衣機），雖然也有價格競爭，但行業集中度更高、龍頭企業的定價權更強，整體利潤率水平顯著優于彩電。這不是偶然的。白電行業較早完成了市場出清，存活下來的龍頭企業建立了品牌壁壘，不需要靠價格戰維持份額。

彩電行業的長期微利，本質上是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10年代那場漫長的市場出清戰的代價。這個代價，至今仍在償付。

2000年6月9日那場峰會，9家企業的掌門人以為他們找到了行業的救生圈。

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是：價格聯盟不是救生圈，而是用錯誤的邏輯去解決正確的問題——行業需要的是健康的市場出清，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凍結競爭。

26年過去了，中國家電行業早已不是當年的模樣。但這段往事值得被記住，不只是因為它是一段歷史，更是因為它揭示了一個至今仍然有效的規律：

任何試圖對抗市場規律的聯盟，無論披著什么樣的外衣，最終都會被市場規律所擊敗。而繞過競爭機制所欠下的債，最終會以另一種方式償還。